特殊的情况下，事关生命安全――心理师所有的保密原则，都让位于生命第一的黄金法则。贺顿现在唯一方案就是，桑珊再不改悔，她只有报警。
然而，真的再无挽回的余地了吗？
李芝明准时出现。
上一次结束时，贺顿将李芝明的破碎之心如古瓷般细致地包扎起来，让她先回家休息，以后再来。至于追悼会，贺顿的意见是暂缓召开。当然，大主意要李芝明自己拿。
李芝明的状态基本上还是失魂落魄。她说，记忆分崩离析。
她坐上汽车，以为会赶往医院，她所在的医院是全市最好的医院，不想车轮却往乡下飞驰。到了现场她才知道，所谓抢救云云都是假的，不用抢救了，人已经支离破碎。市委书记守在现场倒是真的，因为人翻下了几十米深的山涧，动员大批人力搜寻遗体遗物。明晃晃的车灯把寂静的山林晃得如同白昼。
大约晚上十点，乌海突然说要回城里，因为家有急事。平常都是司机开车，那天说好了住下，司机就喝了酒，无法驾车。乌海驾驶技术很好，也没喝酒，就说自己开车回去。他是当场的最高领导，谁也劝阻不了，鸡场给了几只新宰杀的小公鸡，送他上路。大约夜里十一点的时候，鸡场有一辆拉货的车返回，路过最险峻的路段，看到悬崖下冒烟，心生疑窦。夜半三更的，又是重车，没有下去看。到了鸡场之后，司机把这话讲给别人听。一般人听了只当说笑，乌海的秘书非常警觉，要求无论如何到现场看一看，鸡场就出车拉他到了悬崖边。只看了一眼，他就确定是乌海的车出事了。马上给市委书记打电话，通知我的时候，人们已经忙活了很久。
看着亲人的尸骸一块块被从草丛中寻找捡拾出来，感觉诡异极了。人们要把我架走，我像钉子一样扎在地上，就是不动。不是悲伤，只是空白。悲伤要到很久之后才出现，在巨大的打击面前，悲伤像银杏树，长得很慢。骇然让所有的感官都麻痹了，虽然捡到的衣服是乌海的，捡到的鞋子也是乌海的，我还是根本不能相信眼前这些残片，就是我那风华正茂的丈夫。市委书记让人把我抬离现场，说这太残酷了，再看下去，人会疯的。我说，我不走。谁要是硬让我走，我就从这山涧跳下去。你不让我看，我才会疯。大家看我鱼死网破的样子，也就不劝了，只是让两个人不离左右地照看我。我突然生出一个想法，这个死了的人其实不是我丈夫，而是另外一个很像他的人而已。这个世界上，开着同样牌子的车，穿着同样衣服和鞋子的人，大有人在啊。我这样想着，就掏出了手机。旁边的人说您干什么？我说，我要打一个电话。他们说，通知乌副市长的父母，您可要想好了再说。要不，老人家受不了。我说，我不是打给他们的。两个人还要问，我示意他们不要说话。
我按了最常用的那个键。突然之间，在死一样寂静的山林里，就响起了悠扬的手机铃声。这是乌海的手机。真奇怪，那么猛烈的碰撞，这个手机被甩出去了几十米，又在风雨中翻滚，居然就毫发未损，声色清脆得如同一套音响。人们循着声音，在一丛湿淋淋的刺棵子中间，找到了乌海的手机，我刚要伸手，人们把它交到了市委书记手上。
书记说，刚才已经找到了一个手机，怎么又出来了一个？
我说，这是我家联系用的专门手机，号码他从未告诉过别人。
书记说，既然是这样，就和工作无关，把手机交给李大夫吧。
我摸着冰滑的手机，那铃声还在无休无止地响着，直到这一刻，我才扎扎实实地感觉到，乌海死了。这堆残骸再不可能是别人，千真万确就是乌海。我一下子就晕了过去，要不是周边两个人手疾眼快地扶住了我，我就凌空而下扎进了山涧。
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在医院了。我手里紧紧握着乌海的手机，手指僵硬如铁。我依旧闭着眼睛，我希望自己就这样一直昏迷着，直到死去，再不醒来。我没有能力面对山崩地裂的变故。
我住在专门的病房，是个套间。屋外的护士不知道我已经醒了，还在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话。一个说，真够可怜的了。年纪轻轻的，孩子刚上中学。另外一个说，也怪她。第一个说，怪她什么？第二个说，下雨，天又那么晚了，她非要他赶回家，说是有急事。有什么急事啊，看，这不要了命了……
她们说的话，一字一句印在我脑子里。如果不是她们的议论，我还真忘了这个细节。我没有要求乌海回家，我劝他住下，一定要小心。那么，是出了什么事令乌海一定要在暴风雨中匆匆上路呢？也许，是他父母那边有急事？
正这样想着，我听到屋外乌海父母的声音。
让我们进去看看媳妇吧。不能已经没了一个又再没一个啊。老人家凄惶的声音。
不行。她现在非常脆弱，怕受刺激。您老要是真心疼儿媳妇，就让她多缓缓，医生说没有太大的危险，只是要避免一切激动，静养恢复。两个护士几乎异口同声地解释。
我婆婆说，天灾人祸啊。我们来看媳妇，也要问问她，下那么大的雨，她为什么一定要他往回赶呢？酿成这么大的祸，白发人送黑发人啊……
他们走了，我却是从来没有过的清醒。看来，也不是公公婆婆那边出了什么事。那么，到底是什么缘故让乌海在黑漆漆的雨夜匆忙上路？
我不知道。
可是我必须知道。我躺在床上，把手机打开，看到最后一个来电时间停留在二十二点三十七分。如果按照当时搜寻残骸的人们估算，乌海的车就是在这个时刻倾覆的。
这是谁？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电话号码。
这部手机是我和乌海为家事联系的专用电话，他从未把号码告诉过外人，这个来电者不是我们家族的人。我又查看了乌海的手机，这个号码在二十二点差一分的时候，也给乌海来过电话。算起来，就是在乌海决定冒雨回城之前。也就是说，很可能就是乌海收到这个电话，才做出了回城的决定。
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电话。只是，这是谁呢？
我要搞清楚。在病房里，我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看顾，或者说是照料，我不可能在这里调查。我按响了床头的呼叫灯。
护士欣喜地走进来，说，您终于醒了。
我虚弱地说，好多了。谢谢你们。
护士说，多少人为您担心呢。
我说，我想自己到花园里转转。
护士说，这我们可做不了主。
我说，你们请示一下医生，就说我想到外面散散心。
护士一溜儿小跑叫来医生，医生做了一番检查，说我的生命指征都还好，同意了我的请求。我一个人到了小花园，正是开晚饭的时间，花园里很安静。我拨响了那个号码。
很久很久，都没有人接，但电话是通畅的。在我的耐心几乎用完的时候，一个女子的声音传了过来：这才几点啊，就打电话来，还要不要人活了？
我看看表，晚上六点。我说，你是谁呀？
对方伶牙俐齿地说，你给我打电话，你凭什么问我是谁啊？我要问你是谁啊？
这番话，说得我一头雾水。这是一个什么女人，为什么和乌海这样熟络？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？
想到这里，我想我第一件要做的事，就是稳住这个女人。我对她说，我是乌副市长的好朋友，是他绝对信得过的人。受乌副市长之托，我有要事需尽快告诉你，请你约定一个时间地点见面。
我知道乌海之死的消息还没有通报公众，因为要排除有人暗害的可能性，公安部门还在调查中，一般人并不知实情。
那边的女子很痛快地定了一个小时之后在茶楼见面。
我怎么才能认出你来？我问。
他没告诉你吗？女子有些纳闷地说。
我心如刀割，说，没有告诉。你知道他很忙。
女子说，我穿一双红袜子。
我回到病房，对护士说，我要到街上去一下。
护士为难地说，这可不行。
我说，我一定要去。因为这事我父母还不知道，我要想想怎么亲口告诉他们。如果他们是从别人嘴里知道了这事，也许会出人命的。我的情况已经恢复了，我还有很多事要处理。如果你们不让我出去，我就再也不回到这里来。而且，我还是会走。
两个护士只好千叮咛万嘱咐，要我小心，我一一答应下来。紧赶慢赶到了茶楼，我先定了一个靠窗的小茶室，狭小到只能坐下两个人。然后到大门口去等。
一个穿红袜子的女人。她到底是谁？她和乌海是什么关系？好奇像一道金边镶在了悲痛的四周，让悲痛更加醒目。
一个又一个的女人走了进来，她们穿着白袜子肉色袜子，还有穿黑袜子和没穿袜子的，但是没有一个女人穿红袜子。我等得有些绝望，这不会是一个恶意的玩笑吧？愤怒地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。
一个女人夹带着悦耳的手机铃声走了进来，她的袜子上嵌着两道红边。看到我，她走了过来，伸出手说：“让你久等了。”
贺顿说：“今天就到这里吧。在我们没有讨论完之前，请你不要采取任何不可挽回的措施。”
李芝明说：“什么叫不可挽回？”
贺顿说：“就是你以后也许会后悔的举措。想要破坏不必着急，破坏永远来得及。”
乔玉华有点佝偻，病痛的折磨让她不能挺直腰杆。领导的威严和行将就木人的智慧，奇妙地交织在一起，令人仰视。贺顿对自己说，不要退缩。如果你退缩了，你就帮不了她。
“我很想知道，为什么是一百零一个洋娃娃？而不是一百零二个或是九十九个？”顿问。
“这不是问题。洋娃娃是一个又一个买来的。买的时候很随意，喜欢就买。买得多了，就数一数。数完了也记不住，有的时候多一个有的时候少一个。并不是特意凑的数。”乔玉华胸有成竹地回答。她稍稍拱起的背部，仿佛一只栖息的蝎子，静静地举着尾巴，微笑着蹲踞在路旁，等待着贺顿经过。
“这是一个问题。”贺顿寸步不让。
“你说是问题就是问题啦？我不服气。我到你这里来，不是为了生气，是为了讨个主意。你如果没有主意就算了，犯不上故意找出个话题来说三道四。”乔玉华反驳。
老年人都是固执的。但心理师认准了的道理，会更固执。贺顿说：“一百零一个，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数字。在这后面，一定隐藏着什么。”
“没有。没有隐藏。我就要死了，一个快死了的人，没有任何隐藏。”
“您不要把话说得那么绝。这样，就封闭了一切可能性，我们就很难找到出口。想一想吧。我觉得一定有一扇门藏在一百零一这个数字后面，找
